电视指南|专访敬一丹：依然是个记录者

来源：《电视指南》杂志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管）

采访/温静（《电视指南》副社长、执行主编）

熟悉敬一丹的人，都喊她“敬大姐”，亲近和善。

白岩松评论她“心很软，在我们这个经常流露出‘尖酸刻薄’的团队中多少显得有点与众不同”，崔永元说她“只要拿起话筒，就永远都是记者”，在我看来，敬大姐活得洒脱也活得真实，受时代影响也影响着这个时代，她的主持风格、她的思考理念，都为传媒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从《一丹话题》《焦点访谈》，到《东方时空》《新闻调查》，再到《谢谢了，我的家》《光荣的追寻》，她仍是镜头前心怀柔软的主持人、评论员。

从《声音》到《我遇到你》《我 末代工农兵学员》《那年那信》，她执着地用笔回忆往事，给年轻人以参照。

2015年4月，敬一丹从央视退休了，但她依旧很忙。记录从未停止，人生在拉下一张帷幕后也才刚刚开始。

访谈实录

关注灯光的另一面 这才是专业的记者

《电视指南》：如何看待主持人这个身份？

敬一丹：主持人做的其实是锦上添花的事情，真正有传播价值的内容是需要挖掘、需要智慧的。我早年间当记者的时候做扶贫节目，观众会说真那么穷吗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如果观众不知道，那是我们的错，是媒体人的目光没有到，是我们的镜头没有到，我们没有让这种现象广为人知。

《电视指南》：大众总是会被一些娱乐性、爆炸性新闻所吸引。

敬一丹：其实大家关注鲜亮的东西是很自然的，但是记者更需要一种职业行为，不是出于自然关注鲜亮的东西，而是要求你主动关注被忽略的角落，关注灯光的另一面，这才是专业的记者。

《电视指南》：退休后，为何会选择主持《谢谢了,我的家》和《光荣的追寻》这两档节目？

敬一丹：都是他们选择我的，其实我一直不是个主动的人。我举几个例子，1993年《一丹话题》，时任经济部主任的赵化勇跟我说，你办个节目吧，你适合办言论节目，这是我得到的最重大的一次点拨。我是A型血，动起来有点慢，但是一旦动了就很投入，《一丹话题》一年做了50多个选题。其实能够有自己的表达，我还是挺兴奋的，尤其是在内容上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，还给我这么大的发挥空间。 

后来的《焦点访谈》也是。孙玉胜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副台长）说他在办一档舆论监督节目，日播，黄金时间，我又一次感到意外且兴奋，几个月后我响应了孙玉胜的召唤到了《焦点访谈》，又一次被选择。 

退休以后的两次主持也是，《谢谢了，我的家》来找我，说我可以试试另外一种工作方式。它和我以前主持的节目有所不同，讲故事的方式，又有机会去跟那么多人讲自己家的故事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尝试。

《光荣的追寻》也是他们选择了我。我最初看到策划案的时候，不是很有把握，但想到如果能够把这样红色的节目做得有意义并且有意思，也是有价值的事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拓展。其实它挺有挑战性的，于是我就接受了。

在变化的时代做一个记录者

《电视指南》：您退休以后还是挺忙的。

敬一丹：其实退休以后比退休前忙。《感动中国》还在延续，“12·2全国交通安全日”特别节目已经连续做了多年，《谢谢了，我的家》和《光荣的追寻》又是新的体验，所以我没有退休的感觉。

退休三年我做的最重要的事，是一年一本书。一方面是怀旧，还有一个担心，是特别害怕忘记。有的人会选择忘记，比如说那种痛感，有的人过去就不再记得了，但是那种痛感是付出代价的，所以我选择了记。

另一方面就是作为媒体人的惯性。更年轻的90后、00后们对往事不知道的话，就会缺一些参照。以后他面对那么多不可知的事情，可能缺少一种判断，所以我想把我记录的事情告诉它们。

我退休三年，出的第一本书是回顾自己职业生涯的《我遇到你》，这不是个人记录，应该是电视发展史的侧记。我恰好赶上了电视上升巅峰，然后遇到新媒体的整个过程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幸运，希望把我的这些体验、我所经历的那么多第一次记下来。

第二本是《我 末代工农兵学员》，我与很多80后聊天，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工农兵学员，后来我想，他们不知道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他们，所以我和全班同学一块，以个人讲述的方式写了这本书。我就是想让这些年轻人，不但知道恢复高考40周年，也要知道恢复高考之前发生的事情。这个记录应该说是碎片，但是很多碎片可以拼出一个图景，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情景。我也跟年轻人说，我之所以记录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再遇到，也希望你们的青春是有选择的，你们的学业是有序的，你们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，而不像我那样几次辍学没有选择，然后侥幸地遇到。

第三本书《那年那信》，是我妈妈留下来的一千七百封家信编成的一本书。现在我妈妈慢慢年迈，我越来越觉得要趁着我爸和我妈还在的时候，让他们看到这样分享的书。

这是他们留下的，我可以以这本书的方式向他们致敬，我觉得我爸我妈都特别伟大，才能给我们留下这么一笔精神财富，可能比前两本书更富有情感，我经常流着泪写这本书。

《电视指南》：写书于您，意味着什么？

敬一丹：它让我特别满足。以前也在镜头前表达，但是这种表达多半是公共话语，而书的写作是更个人化的。而且文字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，我写的过程在思考、在回望，也在认识自己：这些年我做了什么，什么是让我欣慰的，留下了什么遗憾。我们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化，我觉得应该留下痕迹的。

我跟读者交流的时候，最常用的题目是“在变化的时代做一个记录者”，记录是媒体人最根本的事，我说我们不记录谁记录，不论是作为记者还是家庭成员，都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记录，所以这三本书都有记录意义。

那代人的青春辞典也是多种颜色的

《电视指南》：回顾自己的青春，您那个年代有焦虑吗？

敬一丹：你们的焦虑是选择太多，我们的焦虑是选择太少。有人说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辞典是单一颜色的，并不是，其实也是有多种颜色的，但是我们那个颜色和你们所面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你们的更丰富、更多层面，而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的模糊。我在《那年那信》里有插图画的是我看完电影后走在路上的情景，我跟读者说这幅图记录了我青春记忆里最有色彩的一幕，就是不想从电影里出来，然后悄悄地喜欢那个男主角，埋在心里，这么美好。

《电视指南》：再回到年轻的时候，您还会选择电视行业吗？

敬一丹：我可能不会选择电视。我们那时候广播人清高，看不上电视，我又一次被动，是被黑龙江电视台选择的。我当时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，后来因为电视不可抗拒的影响才做电视。让我自己选择的话，我可能学法律。

《电视指南》：哪个节目让您感觉到自己最适合？

敬一丹：《一丹话题》，让我有了一种内容表达的欲望，让我感觉主持人不是一种程序或者一种形式，所有的话题都是有感而发。我第一次得金话筒奖也是因为《一丹话题》。

《电视指南》：现在有没有传统媒体在没落的感觉？

敬一丹：有变化，但我不太主张用“没落”这个词。“唱衰电视”说得简单化了，它没有守候了，但是人人都有一个屏幕，内容只是换了不同的传播渠道。

《电视指南》：除了出书之外，还有其他打算吗？带着记录这种初心是否有新的出发？

敬一丹：我现在心里比较踏实了，因为我害怕忘记的已经用文字固化下来了，接下来我就有了更多的精力，在年轻人的引领下接触新东西。我想接下来尽可能让自己老化的电池能够充进去一点电。